加强基础研究国际合作

  我国应积极推动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构建广泛的基础研究合作网络，整合全球智力资源，一同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进步。

  习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类要破解一起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同时，习还指出，要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学技术治理，参加或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同国际对接。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学科交叉融合持续不断的发展，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但是竞争中也蕴含合作机会。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是推动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相对稳妥、有效的切入点，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基础研究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我国应在加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人才教育培训、环境建设等内部支持的同时，注重外部发展，积极推动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构建广泛的基础研究合作网络，整合全球智力资源，一同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进步。

  世界科技发展到当前阶段，对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需求愈发强烈。从科技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是促进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的因素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共性科学问题是需要国际合作。当前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一系列共同挑战，如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生命健康、能源危机、太空探索等。必须依靠有能力的国家通力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共同解决制约人类发展的共性问题。这些基础研究领域较少涉及国家利益，更容易开展国际合作，形成研究合力。

  二是基础研究越来越依赖实验条件与平台。当前科技范式转变，大科学时代由科学家个体承担科学研究的情况相对减少，科学进展受实验条件及平台的影响。一个国家不可能、也没必要建设基础研究所需要的全部实验设施及平台，而良好的国际合作可以使各国的实验设备和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三是基础研究经费需要由多个国家来分担。基础研究项目的规模慢慢的变大，难度慢慢的变大，经费需求也慢慢变得大。任何一个国家对众多领域的基础研究进行全链条的支持，都会面临较大难度。美国作为GDP和科技投入全球第一的国家，在进行基础研究投入时也面临相应的困难，已经主动寻求国际合作以分担基础研究成本。基础研究成果的外部性决定其收益可以为全球共享，因此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有利于减轻单一国家的投入负担，也有利于扩大基础研究成果对全球发展的支撑作用。

  四是人才交流有利于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的产出。纵观科技发展历史，基础研究的发展，归根到底是靠人才实现的，而人才交流与思想碰撞，又是有效激发人才取得科研成果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基础研究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如1930年，美国的弗莱克斯纳倡导建立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将当时一大批欧洲人才引入美国，不但增加了美国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的数量，也同时促进了非本土人才与本土人才的交流沟通。

  现阶段我国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当前，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大力开展实验室、仪器设备等科研平台建设，以及近年来不断加大的基础研究经费支持，大幅提升了我国与国际高水平科研团队对话、合作的能力，促使我国开始迈入有能力承载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阶段。不仅是我们需要基础研究国际合作，而且国际上也需要与我们进行合作。不过，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是国际科技竞争形势影响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当前，乌克兰危机还在持续，美国对华科技脱钩的影响也还在持续，全球科技合作生态受到干扰，世界范围内稳定、长期的基础研究合作存在不确定性。

  二是我国基础研究能力短板仍然制约国际合作。由于我国基础研究起步晚，部分研究领域的科研能力还有所不足，在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方面还面临一些实际障碍。例如，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对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需求比较强，但是自身基础研究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尚有待加强，且合作渠道仍不够通畅；由于语言等方面的限制，国内的基础研究成果为世界所了解的程度还有待提高；我国对于国际基础研究团队的支持还比较有限；大部分企业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较弱，民间层面开展基础研究合作仍面临挑战。

  促进基础研究国际合作，需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管齐下。首先是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能力基础上，让我国基础研究积极走上国际合作的大舞台。然后是通过有竞争力的资源和条件，吸引国际基础研究人才和项目参与到我国的基础研究中。

  一是鼓励我国科学家积极参加国际科学团体及活动。交流是前提，有了交流才有合作。鼓励我国科学家主动“走出去”，积极参加全球各类基础研究学术团体，积极参与相关学术会议及论坛，拓展我国科学家与国际同行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打好后续合作的基础。积极参与筹备基础研究领域国际性学术交流会议，主动设置前沿议题，逐渐增强我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机构及活动中的话语权。

  二是牵头组织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是人类开拓知识前沿、探索未知世界和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国际科学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我国积极推动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重要抓手之一。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了国际子午圈大科学计划、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等一系列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取得良好效果。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大国担当，推进国际合作。

  三是扩大面向国际的基础研究项目资助。可适当扩大我国基础研究项目的申请范围，允许国际科学家申请承担。应设立面向全球的基础研究基金，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背后的科学问题。借鉴美国经验，注重在科学家职业生涯早期建立国际合作关系，有助于为未来奠定持续合作基础。

  四是引导促进民间基础研究国际合作。随着我国部分企业已经进入需要依靠基础研究成果支撑未来发展的阶段，企业在推动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方面能够发挥慢慢的变大的作用。因此，应以企业为桥梁，依托民间力量，促进企业间的基础研究合作，并吸引国际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为我国企业提供智力支持，与我国科学家开展合作。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